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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的动荡与安宁

2019-11-01 15:01:17 来源:霍州新闻网

国际主义者白求恩在山西、察哈尔和河北去世已经80年了。作为一个在中国接受教育的“80后”一代,我从小就对他的行为了解不多,但也以一点点结束。我认为许多人也是这样做的。大约十年前,我偶然看到他去世时在晋察冀写的一部文学作品《创伤》。这篇文章就像一张薄薄的嘴,突然使白求恩的形象变得新鲜,白求恩的形象已经凝固,有些封闭。《创伤》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表现主义开端。语言构成的画面具有直观的艺术感染力。白求恩的外科医生才能似乎毫无障碍地转化为对伤口的文学描述:

伤口就像一个干燥的小池塘,形成了深棕色的土壤。伤口的边缘裂开了,周围有一些黑色的蛆。脓肿藏在干净伤口的深处。脓肿就像一条冲破堤岸的河流,在坚硬的大肌肉中奔跑,就像一个温泉,在肌肉周围和中间流动。伤口向外扩大,分别腐蚀和压碎了可怕的肉质兰花和康乃馨。黑色的血凝块从伤口喷出,夹杂着恶心的气泡,漂浮在第二次大出血造成的血流中。

这种描述既复杂又复杂。如果白求恩不是外科医生,他可能不会对大创伤的形状、程度、变化甚至温度有如此强烈的感觉。然而,白求恩的语言却特别吸引人,它具有强烈的波德莱尔风味,散发出基于解剖学的现代人体肌理审美。

从那以后,我读了更多关于白求恩的文章和传记,主要是拉里·汉南特(larry hannant)编纂的白求恩的《热情的政治活动家》(激情的政治:诺尔曼·白求恩的写作和艺术,李伟等人译,齐鲁出版社2005年出版)。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和莎朗·斯图尔特的《不死鸟:白求恩的一生》(由刘清翻译,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书中的材料和故事带来的感觉与我第一次阅读《创伤》时的现代体验非常相似。在最实际的层面上,白求恩是一位成功的医生。同时,他有明显的艺术天赋。他用文学或艺术来解释自己生命中所有危险的时刻。此外,白求恩对古典风格不感兴趣。文艺的感觉指向现在和未来,渗透着我们常说的“现代性”。这一特征是没有学会的。反抗文体化的强烈倾向使他的写作具有了自然的个性,这与他强烈的社会意识、工作能力和生活活力密切相关,并催生了白求恩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医疗社会化和战争的各种表述。我读了这些表达,实际上,加剧了他的个人漂移,他并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也使他的漂移成为20世纪的典型形象,充满了加速寻找解决方案的动荡。

白求恩在中国的地位是由毛泽东的“向白求恩学习”(建国后改为“纪念白求恩”)确立的。这篇文章写于白求恩死后的第二个月。毛泽东高度赞扬了他的工作技巧和态度,以及全体人民的高尚人格。的确,正如毛泽东所说,白求恩在山西、察哈尔和河北表现出非凡的工作能力。例如,1938年9月,他忙于转送松岩口示范医院、两本关于外科和药理学的书、编辑一份一线医学杂志和150次外科手术。1939年4月,他带领医疗队进行了69小时的115次手术。所有这些都表明他的热情、体力和工作能力超出了普通人的经验范围。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的文章一方面赞扬了白求恩,另一方面升华了白求恩教育干部的精神。白求恩对工作意识的个人自我剖析本质上是复杂的。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他说:

我今天做了一天的手术,我很累。10个病人中有5个非常严重...我真的很累,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我有一份重要的工作,从早上5: 30到晚上9: 00,每分钟都有。这里的人们需要我,更重要的是,他们表达了他们对我的需求,满足了我庸俗的虚荣心。

这几句话表达的心态有些曲折。似乎只有一种密度极高的工作才能充分释放医生的身体能量,让他精神愉快,这项工作一定有价值。白求恩从事野战医疗。很难说这项救生工作是否具有一定的生产价值。白求恩来到中国之前,在西班牙战场上没有过类似的快乐经历。从他仍然忙于在野外生活中写论文的事实来看,他专业的新发现是白求恩所关心的,他还保持着在医学学科中分享和贡献的习惯。然而,正如他所说,他的幸福并不来自上述专业领域,而是满足了他在社会生活中的“需要”。换句话说,作为一名医生和一个人,白求恩需要实现他在“社会”中的价值。

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晋察冀与之相适应。总的来说,白求恩在这里描述的感情与马克思关于解放后人类和社会相互依赖的无限实现的观点非常相似。当然,我们不能在研究原著的基础上追溯白求恩的理论来源,也不能说他去过苏联,加入过共产党,所以他一定有以上的想法。白求恩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图景的密切关系更多地源于直接经验。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他就有天生的左倾观点。这些观点不受任何具体人物的影响,而是在他欣欣向荣的外科医生生涯中成长起来的。

白求恩36岁时得了肺结核。当时(1926年),这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主要治疗方法是在环境良好的疗养院中尽可能少地使用干预措施。休息疗法不能治愈他。白求恩通过“人工气胸疗法”和“隔膜切开术”的积极干预终于痊愈。白求恩已经接受了结核病的经济和病理联系:富人被治愈,穷人死亡。他还在《加拿大医学会杂志》上迅速提出了结核病治疗计划,这显然是为更多不富裕的普通人考虑的。该计划的方法是务实的:促进外科手术干预,而不是仅仅依靠在疗养院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因为它可以最快速有效地帮助大多数人及其家人。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似乎让世界意识到资本主义有一个系统性的症结。这一症结最著名的一幕是:当成千上万的人挨饿时,大量的牛奶被倒进下水道。白求恩发现医疗领域和这个场景完全一样:“按照我们目前的做法,接受医疗是很昂贵的。我们以珠宝的价格出售面包。占我国人口50%的穷人买不起它,正在挨饿,而我们的医生却卖不出去,正在遭受损失。人民没有健康保障,我们也没有经济保障。”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的兴趣转向大规模讨论医学的政治经济学和医学社会化的前景。他表达了一些深刻而透彻的见解:

慈善将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公平和正义。慈善机构轻视捐助者,剥夺受援者的权利。

医疗改革,如有限的医疗保险计划,不是社会化的医疗。它们是虚假的社会主义形式,来自过时的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

当今世界的辩论是在两组人之间进行的:一组人相信古代的利己主义,另一组人相信合作的力量可以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

虽然白求恩是一个专业精英,但面对全世界“专业”的严重短缺,他非常敏感。他说,“我们在医学领域不需要那么多杰出的医生和外科医生,但我们需要更多在社会问题上有远见和想象力的政治家。”在此期间,白求恩期待着对整个社会的整体制度进行全面调整。他坚持呼吁实行“社会化医疗”,并说:“25年前,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是令人憎恶的。现在,不做社会主义者是荒谬的。”

白求恩于1936年10月离开魁北克前往西班牙。从那时到他去世,他成了一名国际主义者,先是在欧洲,然后在亚洲,在世界严重撕裂的伤口中拯救生命。作为一名医生,白求恩在两个方面都是天才:首先,他发明了各种医疗工具,其中一种至今仍在使用。第二是外科,白求恩的身份恰恰是外科医生,外科是他的专长。据说当他第一次进入医学界时,他在外科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天赋,尤其是速度。当然,他也追求天才的效果,比如测试手术敏捷性的时机。两个天才都是被他带到战场上的,并被天意平分给西班牙和中国。

“输血”一词在英国文学中经常被用来形容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的医疗活动,这与白求恩在西班牙内战中的重要贡献有关。白求恩到达马德里时,那里正成为内战中最关键的地方。他认为马德里将会有巨大的血液需求,提高输血效率是当务之急。用白求恩文章编写者的话说,这种判断是一种“战胜随之而来的混乱的天才”的愿景。此时,西班牙医生费里克·杜兰·若尔达(feric durán jordà)刚刚建立了医学史上第一个基于献血的输血服务站——血库。在此之前,除了俄罗斯人使用从尸体上取血的技术之外,外科手术中的输血是在献血者在场的情况下直接给病人输血的方法。1938年至1939年,白求恩在山西、察哈尔和河北使用了这种输血方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战斗中,血液被收集起来并用抗凝血剂柠檬酸钠保存用于外科手术,但是这种方法在战后没有得到推广和推广。白求恩的方法与约尔达医生的方法相似,只是约尔达医生的血库在巴塞罗那,而白求恩的加拿大输血服务站在马德里前线,这是一个移动输血站。白求恩从伦敦购买了必要的仪器和药品,并把它们安装在一辆改装的货车上,这样输血小组就可以在城市里灵活地采集血液。这个输血团队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前沿的医疗实践。这种输血方法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逐渐成熟,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挽救了无数生命。

然而,白求恩的西班牙之行肯定不仅仅涉及专业活动,因为他精力充沛,他的心更加躁动不安,更加外露和美丽。除了指导输血团队,他还策划并参与了一部纪录片《西班牙之心》,这部纪录片反映了流动输血。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他自己。他也善于暴露自己,并表现出很强的筹资能力。在马德里,白求恩也有过一段恋情。所爱的人被描述为一个高大强壮的瑞典女人,留着长发,金黄色和红色。这个女人在马德里的国际左翼圈子里引人注目,但是很快她就被认为是一个可疑的间谍。事实上,西班牙战场左翼的内部是超乎想象的,它是政治的、权力的和情感的。白求恩只卷入了边缘的一些小漩涡,这足以让他回忆起来。总的来说,白求恩在西班牙的状态与在山西、察哈尔和河北的状态非常不同。这么多年后,他在西班牙的经历仍然充满了兴奋、激动和不羁的光芒,据说他的冒险、排场和不稳定的个性在马德里表现出来,这加剧了他身上所反映的混乱。

白求恩非常清楚这场动乱。在西班牙的最后几天里,他谈到了文学和艺术,谈到了狂热、过时、冲动和创造力。他说:文艺是打破和平的...他(艺术家)来后,我们感到不安,对太容易接受的现实变得不确定。他让那些静止的、固定的、静止的东西动摇了。在一个害怕变革的世界里,他宣扬革命的主题……他的敏感、急躁、勇气和不安也令人不安。他是生活的创造精神,在人类灵魂中扮演着一个角色。

这是唯一的文学和艺术吗?这封信让我们觉得他为自己安排了与文学艺术命运相同的生活。事实上,把它描述为一种文学生活并不容易,因为它不受塑造他生活态度的文学的影响,也不容易说他有一种文学的生活方式。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白求恩非常清楚文艺的命运是什么,他的本性与文艺的命运是如此相似,对程式化的要求充满抗拒,甚至在他40多岁的时候。一些奇怪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当他参加富人的聚会时,他对富人故意重视洗澡和热爱清洁感到极其厌恶,他说“人们散发出更有吸引力的动物气味”,并对一个问他如何不洗澡就保持清洁的女人说,“我们可以互相帮助舔干净他们的身体。”或者,白求恩把一个妓女带到一个正式的聚会上,向公众介绍她的职业。饱餐一顿后,白求恩宣布他将把妓女送回“肮脏颓废的街道”。这些愤世嫉俗的例子都显示了白求恩对资产阶级及其精致生活的深深敌意。他讨厌文化或文明中的一些制度约束,尤其是等级制度。一个更自然的环境将使白求恩舒适和平。一个大多数人接近平等的社会会平息他的反抗。从某种程度上说,晋察冀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在晋察冀,白求恩充分发挥了他卓越的外科能力。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环境都无法比山西察哈尔河北省更能释放他对外科手术的敏捷性、决心和救生效率的渴望和能量。抗日战争期间,有许多外国医生援助中国,但他们大多去贵阳的团云关(Tuyun Pass)在林克生主持的中国红十字救护团工作。白求恩不同。在去中国之前,他有帮助共产党的明确意愿。他说:“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不能回来,你必须让全世界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作为共产党员去世的”。去西班牙之前,他也说过同样的话。他在一个画家朋友的工作室里设计了自己的墓志铭:“生来是资产阶级,死来是共产主义者。”。

这些话是白求恩坦率的态度,但在更微妙的层面上,他用迷人的语言来表达共产主义的迷人气质,包括他对死亡的开放和荣耀。白求恩从来没有缺乏这种塑造语言的魔力。在上述关于文学和艺术的信件中,他毫不掩饰对日常叙述(无论是痛苦还是良好状态)的厌恶。他不喜欢平凡的人,因为他总能看到陈腐的话语,同时又有许多无用的东西激怒他。这可以说是抵制世俗生活某些部分的一种天性,这与他讽刺喜欢洗澡的资产阶级和他传奇式的观察自己生活的态度是一样的。从他的传记来看,白求恩世俗生活中的几个核心部分——存钱、守财奴和家庭——在他的班上相对不守规矩,也不成功。其他方面,如饮酒、爱情和享受,他多少有点上瘾。

山西、察哈尔和河北改变了他。白求恩在这里写的和写的文章和信件已经失去了过去混乱、仓促前进和抵抗的气氛。他忙于手术,花了很多时间考虑通过自己的渠道为八路军筹集药品和资金。他没有失去表现主义和现代语言能力。在山西、察哈尔和河北写的一些文章中,这些语言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外伤”,或者在一封信中他描述“巨大的粉红色睡莲就像一个肥胖的中年女士,在一顿丰盛的午餐后,他虚弱地把头像足球一样大的挂在灰色陶盆的边缘”。第二个例子使我们认识到白求恩始终具有资产阶级的审美能力,并对它有强烈的反叛。什么改变了他?我认为山西、察哈尔和河北向白求恩展示了一个接近理想的社会:虽然物质上落后,但这是一个“建成”的社会。即使白求恩认为最不确定的是——“生活”也是在这里“建造”的。这使他在讲述这里所体现的党、军队、农民和人类未来的故事时,充满了自信和幸福。

其实,白求恩有一个重要的、不是大多数人能体会的特征。他有很强的个人能力和生命活力,这是需要充分的、有价值的事业去释放的,否则会表现为捣蛋。与北美和西班牙相比,晋察冀对他的需要是那么彻底、纯粹、简单。白求恩的工作在自然和依托自然的建筑空间(比如村舍和庙宇)里展开,太行的山脉和河流为一切提供了极其平静的形式。我们不仅能在这一时期白求恩的相片里感觉到这种形式的意义,与白求恩同样为晋察冀军区工作的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和班威廉,都在他们的文字作品和照片里见证了环境带来的情感的平和。白求恩说过自己“生性漂泊、变化无常”,但在晋察冀不满两年的时间里,生活环境的自然、工作的价值感和建设性确实安慰了他,使他的灵魂和身体